江青的亲情世界

江青的亲情世界

作者：杨银禄

江青与毛岸英、毛岸青

江青孤独的童年，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。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，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，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。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。

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，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长子，童年很苦，和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。母亲壮烈牺牲后，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卖报纸、捡破烂为生。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怀下，艰难地回到父亲的身边，后来到苏联留学。

1946年2月，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。一天下午，毛岸英来到毛家坪，向爸爸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。毛泽东听了以后，高兴地说：“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，但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，这是不完全的。你还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学，这个大学就是‘劳动大学'。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，送你去好吗？”“好，很好。”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。临走时，毛泽东把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，一再嘱咐他到了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虚心向群众学习。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，背着小米、菜籽和被子去上“劳动大学”。到了乡下，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，运肥，耕耘，除草，浇水，收割，样样农活都抢着干，不懂的虚心向农民请教。毛岸英“劳动大学”毕业，脊背晒得黝黑黝黑的。毛泽东看到后，又听了儿子劳动锻炼的情况汇报，高兴得很。

毛岸英是一个非常听父亲的话又非常要强的好青年。以后他又到工厂做工，解放后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，雄心勃勃，血气方刚，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。朝鲜战争爆发，他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，立即递交了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。恰巧此时，彭德怀赴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工作。毛泽东便把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，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战火的考验。就这样，毛岸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他最敬重的爸爸，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1950年11月25日，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，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，毛岸英不幸牺牲。

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，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，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。江青曾跟我们说过：“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，这我不反对，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，无可非议。但是，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，懂知识，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脾气很暴躁，动不动就和我吵架。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，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。每次吵架，主席总是批评我，让着他，这样，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，更不尊重了。有时，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，把脖子一歪走开了。哎，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，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，不想讲的事，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，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，不必要。”

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：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；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，江青嫉妒；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，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，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，是一种障碍和威胁。

毛岸英、刘思齐

临赴朝鲜战场之际，毛岸英与刘松林喜结连理，刘松林亦在军队中觅得一份称心的工作。两人情谊笃深，生活美满幸福。但江青与刘松林之间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，刘松林曾坦言，江青对她始终抱持着“轻蔑、嘲讽、侮辱”的态度。

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，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，难过地掉下了眼泪，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。刘松林说，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“无限的狂喜”。毛岸英的葬礼，江青没有参加。而且，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，逼她搬出中南海。后来，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。

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。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，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：“只要我有一口气，我就要照顾刘松林。”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，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，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。他气愤地来回踱步，走到书架前，取出一本古书，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：“树老了，落叶飘零，慢慢地倒下死去；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，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，慢慢地停滞了，干涸了。”毛泽东告诉松林，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，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。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，非常反感。岸英赴朝参战前夕对刘松林说：“我走了，你出院后，每个礼拜六要去看看爸爸，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。”

岸英语气坚定地对刘松林说道：“江青一味沉溺于自我，对岸青的关心却几近于无，她对父亲更是毫无眷恋之情。我曾在怒火中对她斥责，明确表示若她不爱我父亲，便请放手，无需再对此纠缠。你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她是个极富记仇之心的人……”

最让江青痛心疾首的，莫过于毛岸青。岸青曾遭遇头部重创，造成大脑损伤，心理状态长期堪忧。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的英勇牺牲，对岸青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。1951年秋季，他甚至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。当时，岸青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，因情绪失控在办公室与人争执。父亲将他召回中南海，试图开导他，意图平息他的怒火，恢复他的精神健康。然而，江青对岸青怒目而视，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，并将他拘禁在一室之内。岸青的病情因此急剧恶化。

自此，岸青被转院至大连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。在此期间，他的心中悄然倾注了对一位姓徐的护士的深情。江青对此感到极度不悦，坚决反对岸青涉足感情世界。因此，江青提议将岸青送往苏联进行休养。抵达莫斯科后，岸青再度陷入情网，与一位苏联护士彼此倾心。这一次，江青出人意料地改变了立场，积极支持岸青与苏联护士缔结婚约。她的目的是让岸青定居苏联，以此避免可能的纷争，消除心中的隐患。尽管江青素来节俭，但此次却格外大方，将项链与衣料寄往莫斯科，作为对准新娘的礼物。然而，这段姻缘最终并未修得正果。

邵华、毛岸青与毛合影于中南海。

听闻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陷入爱河，江青顿感如遭雷击，坚决表示反对。她随即对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实施严格监控，大量信件被扣留，更有部分信件被她付之一炬。毛泽东察觉此事后，便亲自给岸青写信，叮嘱道：“你寄给我的信件，切勿让他人窥视，最好由松林、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。”毛泽东所说的“他人”，显然是指江青。在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下，岸青与邵华最终走到了一起。这一事件使得江青与岸青多年未曾有过交流。

江青阻止、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“杨开慧的势力”。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。

江青与李敏

李敏，诞生于1937年寒冷的冬日，地点是陕西延安，她的母亲是贺子珍。次年，她跟随母亲贺子珍远赴莫斯科，开启了崭新的生活篇章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次年德国对苏联的入侵，让她们母女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境。直到1949年春末夏初，李敏在母亲的陪伴下，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，暂时定居于沈阳。同年，在姨母贺怡的指引下，她得以再次回到父亲毛泽东的身边。

李敏、孔令华、毛。

李敏的青春，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绿荫校园中绽放的。经过多年的勤奋学习，她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师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与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之子孔令华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的第二年，李敏喜得贵子，为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孔继宁。毛主席对这个可爱的小外孙宠爱备至，常常将他抱在怀里，轻抚其背。然而，江青对李敏一家却始终态度冷淡，时常为一些琐事挑起纷争。在深思熟虑之后，李敏向父亲提出了搬离中南海的请求。毛主席不愿他们离得太远，在李敏与孔令华商议后，他们暂时迁至中南海内一处较为隐蔽的平房居住。但江青依旧不断找麻烦。最终，在无奈之下，李敏和孔令华带着孩子离开了中南海。搬出后，根据江青的指令，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。从此，李敏想要重返中南海便变得异常艰难。

据彬子编的《毛泽东的感情世界》一书记载：“‘文革'初期，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，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。李敏虽读过父亲的《我的一张大字报》，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。她对‘造反派'说：‘人各有志，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，不造反就有罪，这是什么道理？'于是，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，开她的批斗会，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，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，深受破坏。被江青封为‘四大学生领袖'之一的韩爱晶，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，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，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。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，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，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。李敏、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，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。”

在历经重重困难后，李敏终于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处。然而，她刚迈进屋门，便撞见了江青。正自得意的江青在瞥见李敏时，立刻开口讽刺道：“这个‘小保皇派’又回来了！如今正值运动高潮，你来这里有何贵干？难道是来打探消息的吗？”

“江青挖苦李敏的话，毛泽东听得真切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，招呼李敏说：‘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。回来摸底光明正大，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，岂有此理！'他把李敏拉到屋里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。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，说：‘钟赤兵是好人，是打仗出来的，是有功的。'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。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。”

“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，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。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，说毛泽东病重，让李敏去看他。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，江青只让她看一眼，就让她走，说：‘主席抢救过来了，好多了，你去吧。'李敏不肯走，说：‘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。'”

江青语气冷峻而坚决地问道：“若主席遇事，你难道能置身事外？继续这样，我将禁止你再来探望。”

李敏坚决拒绝离去，情绪激动地说：“难道父亲还会允许你继续留下吗？”

果然如预期，自那日之后，李敏便再也没有收到父亲的任何音讯。关于毛主席的健康状况，亦无人向她透露分毫。她曾不止一次前往中南海的门前，怀着满腔恳切之心，渴望能够见到父亲，然而，最终都未能达成所愿。

李敏得以与父亲重逢的第二次，源于她从一份中央文件中获知了毛泽东的健康状况。她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动身前往中南海，渴望一睹父亲的风采。终于，她实现了心愿，得以踏入府内，与父亲相聚。彼时，毛泽东因病卧床，病魔的折磨使他的面容显得憔悴苍白，声音也变得低沉，但他的神智却依然异常清醒。见到李敏站在床边，他紧紧握住她的手，用充满温情的语调说道：“娇娇，你来看我了。”

“李敏点点头。”

数日后，李敏接到了中办来电的邀请，要求她前往毛泽东的寓所。中办安排的专用车辆将她送至中南海。她原以为父亲的病情已有所缓解，却不曾想到，父亲竟然已经仙逝，呼吸机也已被取下。这个突发的变故令她悲痛万分，忍不住失声痛哭。

“父亲离世，李敏内心充满哀戚，迫切地希望能亲自为父亲守灵。然而，江青却婉拒了她的请求。在无奈中，她只得耐心地加入长队，与首都众多前来瞻仰毛泽东遗容的民众一同踏入父亲的灵堂，肃穆地站立，向父亲做最后的告别。”

经过对彬子所提及信息的细致查证，我坚信他的描述具有相当的可靠性。

1971年8月初，江青在青岛稍作停留。一日，她遇见了李敏，转告我说：“李敏这孩子表面文静，举止谦逊，对我极尽尊敬，虽言辞不多，实则内心深藏智慧。我曾在她的立场问题上提出过批评，她并未屈服，反而向主席告了我的状。国防科委中有一位高级干部钟赤兵，他对我心怀怨恨，且反对中央文革，而李敏却坚持要保护他，甚至劝说主席也要给予庇护，这显然是在针对我。我称她为‘小保皇派’，她倚仗主席的庇护，竟然敢对我傲慢无礼，她的态度之强硬，令人瞠目结舌！孔令华也不听我的劝告，情况愈发棘手。我们这个家庭的纠葛错综复杂，我与主席一脉相承的人相处颇为不易，李敏便是其中之一例。”

江青与李讷

李讷，于1940年8月3日在延安降生，其身世出自江青之手。江青曾不止一次向工作人员表达她的观点：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理应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，不宜抚养子女。生育之责，当属党外人士。我诞下李讷，实属一次失策。在她尚未出生之时，我便对她未来的抚养心生犹豫，然而，主席对孩童情有独钟，我亦无奈，只得将她生养成人。”

在战火连绵的日子里，住所变动不定，生活条件颇为艰苦。李讷年幼时，尚不足六七岁，无法踏入正规校园接受教育，只能依靠保姆教授她识文断字。直到抵达西柏坡，她才有机会进入小学就读。迁至京城后，李讷得以插入万寿路育英小学四年级继续学业。她聪慧机敏，勤奋好学，成绩优异。1953年，她顺利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；1959年，她继续努力，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。然而，在1960年的艰难时期，由于营养摄入不足，李讷身体出现浮肿，不幸患上重病。为此，她于1961年休学一年。直至1965年，她才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。

当时，李讷担纲《解放军报》总编领导小组的领军人物，年方26岁。正值“文革”时期，政治斗争激烈且错综复杂，作为军队内部的重要党报，《解放军报》的地位尤为举足轻重。一个尚显稚嫩之辈，肩负如此重大的领导职责，不仅工作繁重，还需投身于激烈的政斗之中，协调各方关系，迎合江青的政治要求，其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。李讷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，食欲锐减，即便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，仍旧难以入睡。

毛泽东与夫人江青、女儿李讷在延安

“肖力（李讷入解放军报社时更名为肖力——编者注），我自可唤‘小杨’，但你不可，他实则比你年长两岁。”自此，她时而以“杨大哥”称呼我，时而称为“银禄同志”，又或是“老杨”。

李讷体弱多病，神经亦显衰颓，稍作活动便汗出如浆，常显露出焦躁不安的神情。

“请进。”她的通话时间，短则十分钟，长则可达一个多小时。有时一个夜晚（江青习惯夜间办公，而她的睡眠时间实则是在白天），她竟会四五次进入我的房间拨打电话，这让我也开始感到精神压力，不得不依靠安眠药来缓解。尽管我嘴上不说，但内心却充满了烦恼。

杨银禄

随后，我鼓起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申请，希望为李讷安排一部电话，并将她的宿舍从一层调至二层。汪东兴迅速应允，并亲自负责说服她接受搬迁至二层居住。

李讷欣然同意了我们关于搬迁的提议。为此，我们着手为她清理房间、布置家具，并安装了电话设施。在此期间，我们邀请她暂居于丰泽园。

李讷离开后，我们便抓紧时间，在江青前往人民大会堂参会之际，迅速对李讷的房间进行了彻底清扫，布置了家具，完成了搬家工作。我特地派遣专人前往中南海，将新宿舍的钥匙交到了她的手中。遗憾的是，我的考虑尚不够周全，本应在她拿到钥匙前便为她安装上电话。

“您最近能否回来一趟？我想请您过来看看家具布置是否得当，电话该安装在何处？”

“钥匙绝不交付，大门绝不开启，钥匙也不可损坏，你必须今天内为我安装好，这是我的明确指令。”

1966年8月18日，李讷伴随其父，于北京天安门城楼之上，热情接见了红卫兵队伍。

“我知道我失态了，您看我该怎么办？”我坚定地表示：“若您继续如此，我便会考虑向上级反映。”她恳求道：“别，别上报给我父亲。”见她态度有所缓和，我温和地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等您方便的时候，请来一下，以便我们尽快安装电话。”她应允道：“好的。我刚才对您态度不佳，请您别生气，我心情不佳，对此表示歉意。”

工作量繁重，压力山大，江青未能给予她应有的母爱，反而频繁让她执行各种命令，她的精神几近崩溃。加之当时她已29岁，未婚，江青对她的婚姻关注不足。由于江青多疑且反复无常，谁又敢给她介绍对象呢？大家对她都保持着距离，敷衍了事，李讷的困境是可以理解的。

面对这样的境况，身为母亲的江青并未将女儿李讷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，她更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攫取更多的权力。在她的力荐之下，李讷曾相继担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要职、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以及北京市委书记等关键岗位。

1970年下半年，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，身体几乎垮了。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，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，一面休息，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，以松弛神经、促进睡眠、增加食欲、增强体质。

中办五七学校的众多学员对李讷皆颇为了解，对她态度恭敬，关怀备至。连队的领导干部亦对她给予周到的关照。然而，李讷对自己的要求严苛，与大家共同参与劳动、共进餐食、共同休息，她性格直爽，辛勤劳作，不惧体力考验，不畏脏累，常常汗流浃背，衣衫泥泞。她与领导及同事之间关系融洽，赢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。数月过后，李讷的神经衰弱症状显著缓解，睡眠质量提升，食欲增加，体质亦得到了显著增强。

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，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——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（毛远志的丈夫）的来信，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，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，叫小徐，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，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，该同志身体健康，精明能干，政治可靠，年龄比李讷小一些，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。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，本人情况比较好，现在他俩感情很好，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，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。

毛主席在信上批示：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，我们不宜干涉。江青看了信以后，闭目不语。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，即使江青不同意，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。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，江青迟迟不表态。

有一天，汪东兴给我打电话，问：“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？江青同志批了没有？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。”我说：“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，还没有批示。”汪东兴说：“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就去提醒。”

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，她正在看文件。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，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。我问：“江青同志，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？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，李讷还等着回音呢。”这时，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，生气地说：“这个李讷呀，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，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，征求老人的意见，就自作主张，儿大不由爷呀！真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随她去吧。”说完，拿起笔来，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。

收起笔尖，她用力将信掷向了我，紧接着追问：“小杨，你可认识这位名叫小徐的人？他的近况如何？若有了解，务必如实相告。若知情不报，你便是犯了欺君大罪！快告诉我。”我回应道：“我不认识他，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。曹全夫同志，是中办五七学校的一名工作人员。”

作为校长，他所陈述的情况乃组织立场之体现，其言辞应予以信任。

“确实，曹全夫同志不仅担任校长一职，还是我们的亲人。正因如此，我对他和李讷的结合抱有疑问。两家的境遇悬殊，他们的教育背景及职位高低也相差颇远。我不认为他们之间会有太多共鸣，能携手走过一生。你认为呢？”江青提问道。

我言：“情感之深，难以比肩。诚然，江青同志的观点不无道理。然而，寻求两全其美实属不易。心想事成，不过是美好愿望，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如愿以偿。”

“非也，非但合乎情理，更是绝对正确。不信，且拭目以待，若一切顺利，那才真是反常。”江青不悦地言道。

作为母亲，又有哪一位是真心希望孩子的婚姻遭遇难题的呢？

一周后，李讷与小徐满怀喜悦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婚礼仪式朴素无华，双方家长均未出席。在这特殊的日子里，毛泽东特派人将一套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赠予他们，作为结婚的纪念。婚礼的筹备由曹全夫一手操持，食堂精心准备了两桌家常便饭。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莅临现场，大家品尝了糖果，抽了几支烟，便完成了这简约而庄重的婚礼仪式。

这对恩爱的小夫妻在喜结连理后，选择回到北京共度蜜月，下榻于丰泽园。或许是南方与北京的气候差异较大，使得他们未能迅速适应，再加上对婚后生活的尚不熟悉，李讷时常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。江青便趁机挑剔，声称小徐身体有恙，否则李讷怎会屡次发烧，于是她下令小徐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。检查结果显示，小徐的身体并无大碍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有一天，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。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，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，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。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，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（作为毛主席的女婿，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），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。

江青说：“他这是想干什么？我看他像一个特务，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，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，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，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”

我为小徐开脱说：“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，为了联系方便，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。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，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。可以告诉他，怕电话号码泄密，只要用心记，不要用笔记，叫他保密。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，他们俩的感情不错，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，恐怕不太合适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问题，还是以教育为主，做做思想工作，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，往往效果不好。”

那时，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，小徐是她的姑爷，我替他说说情，江青也就放过他了。我没有料到，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，反而大发雷霆，她大声训斥道：“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，你没有任何发言权。我对小徐怎样看，怎样处理，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，别人无权干涉。你认为他是个好人，有什么证据？我认为他不好，有坐探的嫌疑，我看到证据了，电话号码就是证据。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，我有事想和他商量，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，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利，更没有权利教训我。”

张春桥动作很快，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。我把他引进大客厅，就退出来了。他俩都说了些什么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是，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。

从表面上看，这种决定无可非议，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。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，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，为离婚做准备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

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，把小徐弄走，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。李讷性格倔强，宁可忍痛割爱，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。从此，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。

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。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，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，情绪非常不稳定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整天不出门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安眠药用量逐渐增加。同时，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，由原来的惧怕、尊重、不敢多言，转变成不理睬，对她做的事看不惯，对她说的话不想听，有时见面还吵几句。

几件事印象深刻。

1972年初“批林整风”期间，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（也有整汪东兴之意），这股风来得很猛。有一天深夜，江青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，约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。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，演职员们都已休息。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，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。她不讲电影艺术，专讲“批林整风”的意义。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，他就是王良恩，是周恩来的大秘书（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，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），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，权力大得很，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，他是有份的（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）等等。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高压，含冤自杀。这天早晨，汪东兴给我打电话，难过地说：“真糟糕，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，自杀了。江青同志起床以后，你报告她一下。”我报告江青以后，她高兴地说：“好哇！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，这叫畏罪自杀，死有余辜！”此后，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。一天，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。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，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。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：“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。我没有那么大谱，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。”

“你这言辞，是在自谦还是在取笑我？”李讷用略显疲惫和微红的眼睛扫了我一眼，解释道：“我只是在开她的玩笑，并非针对你。不过是句玩笑话，无需过分放在心上。”

我轻声笑道：“开这样的玩笑未免太过分了，你妈妈特意让我为你准备了这几份简报，请你过目。”

她手捧着那份文件，迅速扫了一眼标题，便愤然提高音量抱怨：“这种东西给我看有何益处？！怎么这么不耐烦？！”她愤然将报告狠狠摔向窗外，纸张碎片散落四处。我连忙阻止：“李讷，哪怕你不想深入阅读，也别这样随意丢弃，一旦丢失几份，我恐怕无法向他人解释。”

“请转达她的意思，未来切莫再将此类混乱无序之物呈现在我面前，我对这类事物已深感厌倦。”李讷言辞坚定。

“须知江青同志患有植物神经紊乱，睡眠状况一直不佳。若此刻打扰，她可能整夜难以入眠。若她因此产生误会，我们恐怕难以承担后续的后果。请您即刻返回，待她醒来之后，我会向她转达您的拜访。若她应允您前来，我将电话通知您再次前来，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。若非如此，我们或许会面临困境。”

李讷语气坚定地强调道：“您忧虑她的睡眠质量，却似乎对我不眠的状态视而不见。若护士小姐能慷慨赐予我几粒安眠药，我即刻便会告辞，以免给诸位带来额外的麻烦。”

“李讷所服用的安眠药剂量过高，且她目前正处孕期。未经我的允许，任何人均不得继续为她提供安眠药。若有人未经我同意擅自给予，将依照军法予以严惩。”

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，我们绝不敢有丝毫的违抗。于是，我对李讷同志说：“江青同志曾明确指出，未经她的首肯，我们不敢擅自将安眠药提供给您。请您见谅，江青同志醒来之后，我将立即前去请示。现在，请您先行回去，恳请您能体谅我们目前的困境。”

“让开！我要进去！”

今夜，若李讷未能与江青相见，她恐怕难以平心静气。我急忙上前拦住她，轻声安抚道：“请您保持冷静，稍作等候。我将先行请护士入内，唤醒江青同志。”李讷气促地坐在沙发上，显得极不耐烦地等待着。大约过了两分钟，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内走出，告知：“江青同志已经醒来，并同意李讷同志进入。”

李讷脸上未显露出丝毫喜悦之色，她步履坚定，径自踏入其中。我瞥了一眼腕表，时针早已指向凌晨四点的地步。

李讷刚步入江青的卧室内不到十分钟，江青便急忙敲响铃铛，紧急召唤秘书、警卫员和护士。我们心中满是疑惑，不知江青卧室里究竟发生了何事，于是匆忙赶去。只见江青身着睡袍，端坐在床榻之上，而李讷则坐在地毯上，两人都显得有些气喘吁吁。江青语气严厉，表情愤怒地斥责道：“看看你那副样子，哪里有主席女儿的风度，简直就像个泼妇！立刻给我滚出去！”

李讷怒斥道：“你还哪里有母亲的温情，你的心竟如此冷硬，对自己的女儿也如此绝情，你还会为谁心疼？连一粒安眠药都不肯给予，你难道不懂失眠的煎熬？你只顾个人，却无视我们的苦楚！”

初见她们争吵。

“立即离此而去！我绝不再愿与你相见！”

彼时，李讷腹中胎儿已近七月，腹部显著隆起。她安坐于地毯之上，呼吸略显急促，口中低声细语，似在默念着什么。

江青高声喝道：“还愣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是在欣赏我家里的嘈杂吗？这有何观赏之处？快把她带出去！”

我语气柔和地对李讷说：“肖力同志，您请先行，其余事宜我们稍后详谈，不知可否？”

李讷语气坚定地断言：“除非赐予我安眠药，否则我绝不可能离去。”

江青的声音微微颤抖，但语气却坚定无比，她命令道：“立即将她带出去，不必与她多言。”

李讷体型魁梧，体重颇重，我们三人合力也难以将她挪动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又招募了两位健壮的年轻人，搬来了一把宽敞的椅子，小心翼翼地将她抬至椅上。我们四人齐心协力，另有一人负责扶持，经过一番艰辛努力，终于将她送至门厅。经过一番长时间的劝说，她才极不情愿地坐上了汽车，缓缓离去。

步入车厢，她心中不禁涌起一丝落寞，那从中南海急匆匆赶来的她，只为了向母亲索取几片安眠药，似乎并未如愿。显而易见，回到中南海后，她依旧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。于是，她决意另寻他法，再次寻求安眠药的援助。当列车驶至百米拐弯之际，李讷毫不犹豫地跳下车，坐在了马路边，坚决不肯离开。司机贾德祥尽管百般劝慰，她却岿然不动。无奈之下，小贾只得返回10号楼，将我们紧急召回现场。

春寒料峭，黎明时分更是增添了几分寒意。一位孕妇静静地坐在冰冷的马路边，这样的景象，任谁见了都会心生怜悯，更不用说她腹中的胎儿，那是毛主席深爱的血脉。

李讷目送我们抵达，言辞锋利地陈述道：“她心肠冷酷，竟拒绝为我提供安眠药，你们众人也袖手旁观，似乎对原则的坚守颇为执着。今日若不赐予药物，我誓将坚持到底，不离不弃。”

我如此说道：“您目前正孕育着新生命，过量使用安眠药对胎儿健康极为不利。恳请您先返回家中，待江青同志苏醒之后，我们再向她详细汇报此事。她曾明确下令禁止我们向您提供安眠药，对此命令我们不敢有丝毫的违背，还请您能够理解我们当前的处境。”

李讷回应道：“你的观点我理解，我也清楚你们的角度。但又有谁真正懂得我内心的感受呢？除非有药物的支持，否则我无法离开。”

情急之下，我迅速赶回10号楼，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、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同志拨通了电话，向他详尽地阐述了事态，并诚挚地请求其给予行动上的指导。

张耀祠神情忧虑地说：“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至此，实出我们意料之外。若我现在就同意她服用安眠药，江青同志一旦知晓，追究起责任来，我该如何解释？再者，若李讷在服用我们提供的药物后不幸发生意外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因此，我无法同意她的请求，恳请您能劝她返回中南海，待到天亮后再行商议。”

我顿时感到焦虑不安：“既然她坚持不愿让她离去，她便不会轻易离开。若她在街头久坐，万一发生意外，那后果我恐怕难以向江青同志交代。或许给她一些安眠药，将她送回，这样或许不会引发太大的问题。若是江青同志追究责任，那么我们就共同承担。除此之外，我真的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。”

张耀祠面露迟疑之色，最终带着些许不情愿地开口：“那便给她几颗吧。”

我轻柔地开口：“张主任，衷心感激您的辛勤付出，您已经安享宁静，我却还冒昧打扰，实在是感到十分抱歉。”

张耀祠随和地答道：“哪里哪里，大家其实都一样，都未曾得到充分的休息。”

我立即命令护士为李讷服用了三颗安眠药，她很快便安详地陷入了梦乡。

李讷离开后，江青再次陷入了沉睡。醒来时，她依旧按部就班地洗漱完毕，享用了一顿早餐，之后便前往办公室审阅文件。不久，她轻按铃声，示意我进去。她并未追问李讷离去的缘由，而是严肃地强调：“你们要切记，入睡对我而言实属不易，除非主席有紧急事务，否则无人能将我从梦乡中唤醒。”

“记得。”我回答。

“李讷已至，为何打扰我安宁？昨晚你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，致使那少年擅自闯入我的卧室内，喧嚣不已，你打算如何向我解释此事？”

我言道：“李讷因失眠而来，请求安眠药。然而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我们未能答应她的请求。于是，她擅自闯入您的住所，我们历经波折才将其阻挡。若她成功获取，恐怕会让您大感意外。我多次努力劝她离开，但未能奏效，最终只得将您唤醒。请您对我予以指正，身为负责人，此事件与其他同志并无关联。”

江青摇首摆脑，语气决然地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既然是首次犯错，今后便绝不可再犯。即刻传令，自即日起，李讷不得踏入钓鱼台，亦不得入我居所。我不再希望见到她。若有人胆敢擅自放行，我必究其责任；若有谁敢违抗我的命令，必将受到严惩。”

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，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。汪东兴听了以后，笑着说：“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？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，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？我看行不通。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，行不行得通再说吧，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。”

江青的命令即刻传遍钓鱼台的每一扇大门，哨兵与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均一丝不苟、严谨认真地进行执行。

一日，李讷抵达钓鱼台东大门，却遭遇哨兵的阻拦，原因在于上级的明确指令。

她断言：“我是江青的亲生女儿，我和母亲保持着亲子关系。如今我专程前来探望母亲，任何人都不能阻挡。那么，你们的领导者又是谁？我必须面见她！”

迫不得已，哨兵只能坦率地告知：“这乃江青同志的命令，现阶段您不得进入钓鱼台。我们不敢违背首长的指示，恳请您见谅。”

李讷情绪激动地抱怨道：“又有谁能真正理解我呢？若有人敢来阻挡我，我就要与他正面交锋！”话音刚落，她便毫不犹豫地朝着内室走去。在这种状况下，又有何人敢轻易拦阻她？

江青和李讷每次相聚都充满争议。江青屡次向我追问：“究竟是谁引领李讷踏入了钓鱼台？”我直言相告：“这实在难以遏制，哨兵们亦无力采取强制措施。”

江青叹息，汗如浆。

1972年5月，李讷迎来了家庭的新成员——一个健壮的男婴平安诞生。我将这份喜悦的讯息传达给了江青，但她的回应出乎我的预料，她并未展现出应有的喜悦。她既没有关心母子二人的健康状况，也没有表示出想要亲自前去看望的意愿，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，语气淡然地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我特别提到：“李讷迎来了贵子，江青同志如今荣升外婆，想必内心满是喜悦吧？”

江青以平缓的口吻说道：“生儿育女，何来值得喜悦之事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养育子女不过是家常便饭。子女的责任不应由党员来承担，延续血脉非党员职责所在。党员若生育，便是在颈上系上枷锁，子女越多，枷锁越沉重。生育非喜，实为忧。我的女儿生产后，竟不允许我以姥姥自称，这种称呼多么刺耳。‘姥姥’二字，含有‘老’的意味，她也不称呼我为‘外婆’，而是坚持让我以‘奶奶’来称呼她。至于对主席，她不叫‘姥爷’，而是直接称呼为‘爷爷’。”

李讷喜得贵子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喜悦之情洋溢于脸庞，仿佛重生。在孩子满月之时，她便兴致勃勃地赶到钓鱼台来看望我们，并慷慨地携带了满满一盒喜糖。

在与李讷愉快的交谈过后，她随即前往看望母亲。大约过了十分钟，母女俩并肩而出，脸上皆无欢颜。对此，我们不禁对江青的情绪感到疑惑：女儿刚诞下新生儿，她为何反而不高兴呢？

李讷，自小便在母亲的关爱缺失中长大，而丈夫的柔情也未能及时慰藉她的心灵，加之抚养孩子的重任，她的精神支柱迅速崩塌，这一次的崩塌尤为剧烈。她不仅无力照顾孩子，甚至生活自理的能力也几乎丧失殆尽。她的儿子自幼便被送至幼儿园，由警卫战士负责接送，放学后便与这些战士同吃同住。孩子面容俊美，聪颖异常，言谈举止间亦显现出机敏的特质。

在归途之中，他瞥见一位孩童脚蹬鲜艳的小皮鞋，手中紧握着冰棍，正津津有味地品尝。那孩子稚气未脱的小脸上，向路过的解放军叔叔倾诉道：“叔叔，我决定不吃这冰棍，把省下来的钱用来买双皮鞋。”显而易见，他内心既渴望着那冰棍的甘甜，又盼望着能穿上心爱的皮鞋。那位警卫战士，尽管每月的津贴寥寥无几，仅有六元，却毫不犹豫地掏出了自己仅有的五分钱，买下了冰棍。孩子接过冰棍，轻声道声“谢谢叔叔”。他小心翼翼地将冰棍捧在掌心，舍不得一口咬下，而是用舌头轻轻舔舐，那份执着与珍惜，让人心生怜爱。

李讷因病无法亲自抚养孩子，江青虽有所察觉，却对此外孙不闻不问，更无丝毫照顾之心。自外孙呱呱坠地至成年，未曾得到她任何关爱，幼年时甚至未曾被他抱抚过。对于徐姓外孙，以及李讷与徐姓外孙的子女，她也总是抱持着轻蔑的态度。

李讷与王景清

如今，李讷与丈夫王景清共筑了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。王景清先生体格强健，性格忠厚老实，待人真诚，家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尽管李讷身体有所不适，王景清对她的呵护与关怀却细致入微。两人情深意厚，过着平淡却幸福的生活，中央领导对李讷的关怀也始终如一。昔日，李讷的住所毗邻合同医院，就医极为便利。但家迁之后，与医院的距离渐行渐远，就医需先搭乘地铁，再转乘公交。由于体重增加，李讷上下车变得颇为吃力。得知此情况后，中央领导特地为她安排了一辆公务用车，虽非专属，却也满足了她的出行需求，解决了就医的交通难题。李讷对组织的深切关怀和无私照顾，心怀无比感激。

江青与毛远新

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，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。1943年9月，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。那时，毛远新只有两三岁，与母亲一起坐牢。1945年7月，朱旦华带着4岁多的毛远新来到延安。1951年，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。毛泽东、江青对待毛远新如同己生，精心抚养和培育。

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度过的。他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，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，成为哈军工的高才生。1965年毕业，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，毛远新到云南防空导弹部队当兵，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。

966年9月，毛远新回到北京。毛泽东要他参加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并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“文革”的全过程。于是，他去了哈尔滨，参加了哈军工的“文革”运动，并发起组织了“哈军工红色造反团”，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。

1968年5月14日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，他肩负重任，被任命为副主任。自那时起，他先后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、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、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以及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重要职务。

在那个动乱的“文革”时期，他三次身担联络员重任，先后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、东北两派势力纷争的调停者，最终又化身为服务于毛泽东主席的沟通纽带。

鉴于毛远新在东北和北京两地均有要事缠身，他频繁往返于两地之间。每次抵达京城，他往往选择入住钓鱼台江青的住所。他待人谦逊有礼，平易近人，与工作人员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。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评价甚高，与他共度的时光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和和谐的氛围。曾有一次，他巧妙地开了一个玩笑，教我们一句英语：“三头牛，没有马骑。”实际上他是在表达“非常感谢”之意，这句话一出，众人纷纷被他逗得忍俊不禁。每当他来到北京，他总会将东北带来的糖果分发给每一位工作人员。

“杨秘书，似乎有点贪吃了？这根零食我马上给你准备。”然而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

“你是个优秀的孩子，能够留任为联络员，实为佳选。务必全力以赴，好好发挥你的才能！”

“里面有人吗？”无人应声，只有手电筒的光束在室内扫动。他提高嗓门再次询问，终于有了回应：“是我，毛远新在此进行安全巡查，请保持冷静，一切均属正常，你可以离开了。”确认了是毛远新的声音后，工作人员这才放心地离开了。毛远新持续进行了两天的检查，但并未发现任何窃听设备。这一情况暴露出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的猜疑，却对毛远新表现出极大的信任。

“李讷现在是否住在这里？”孙占龙回答：“最近李讷并不在此，而是毛远新在此居住。”江青怒火中烧地质问：“他怎么敢住在我家中？”

当时，毛远新暂住在江青的住所，他律己甚严，自觉性极高，从未给工作人员增添丝毫麻烦。他常主动前往钓鱼台机关食堂，与职工们一同排队就餐，毫无特殊对待。有一次，他回家较晚，食堂的饭菜已经售罄。江青的厨师程汝明便将江青剩余的米饭炒制，并利用江青未食用的蛋黄制作了一碗鸡蛋汤。按常理，孩子晚归无食，吃些大人的剩饭剩菜实属人之常情，即便占用了江青的份额，这样的小便宜也微不足道。然而，江青得知此事后，却对程师傅进行了严厉的斥责，并要求他在党支部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，强制他作出检讨，并严肃地告诫：“这将是最后一次！”

程师傅坚守立场，不愿写检讨。我深知若处理不当，局面可能失控，故劝他草拟一份草率的检讨以平息风波。但程师傅依然固执，拒绝提笔。江青催我提交检讨书，程师傅执意不合作，令我们三人都陷入尴尬。我耐心向程师傅说明：“程师傅，您的行动并无过错，您对江青的了解远超我，懂得顺势而为是明智之举。为了主席的面子，您大可暂时忍受委屈。您不也曾以此教导我们吗？若您觉得措辞困难，我愿意代笔，只需您誊写一遍，我代为转交即可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”最终，程师傅勉强同意了我的建议。

江青接过那份检讨书，将其高悬头顶，言辞果断地宣告：“若非亲自执笔，他可能难以深刻反省。若他今后再犯旧错，我便将这份检讨书公之于众，那时即便是再次犯错，也将面临更重的惩处！程师傅一直忠诚跟随，素来无懈可击，此次失误尤为严重，若不递交检讨，恐怕无法通过此次考验！”

“远新同志担任省委书记一职已有数年，在政治局会议上，我们均以‘同志’相称。然而，回到家中，称呼则可更为随性。”

在某个特定的时刻，江青与我闲谈之际，谈及主席和他的家人，不禁感慨万分：“常言道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话并非虚言。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烦恼，家庭虽小，问题不少，而家庭规模越大，面临的难题也就越多。我们这个家庭，是由主席的多位妻子所生子女组成的大家庭，毛远新便是其中之一。若想家庭和睦，不让主席分心，让大家都能够全心全意，实属不易，我只能竭尽全力去做。她接着说道：“大多数家庭都是严父慈母的模式，而我们的家庭却截然不同，严母慈父的角色似乎颠倒过来。我在思想、工作和生活上对孩子们的要求十分严格，批评多于表扬，指责多于交流；而主席则对他们宠爱备至，宽容大度。因此，孩子们更愿意向主席倾诉内心，而不愿向我敞开心扉。远新自幼聪明好学，头脑清晰，听话懂事，我们无需过分担忧。然而，我们对于李讷的工作、健康和婚姻状况，却是忧虑重重。”

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资深干部，曾担任江青同志的秘书职务。